梅兰芳在《穆天王》、《洛神》中的剧照。

  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  

梅兰芳在《金山寺》、《宇宙锋》中的剧照。

题记
   
  初春的午后，空气微微有些湿润。在上海中山公园附近的一间寓所里，尹福康小心翼翼地翻出底片袋，戴上老花镜，一张一张地托起底片，对着亮处，查看上面的黑白影像。这张是《霸王别姬》，这张是《贵妃醉酒》，这张是《穆天王》……
   
  这位83岁的老人是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原副主席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他为梅兰芳拍摄了近2000张演出剧照，底片至今保存完好，尚未完全向社会公开。数量如此巨大的梅兰芳剧照堪称罕见。近日，记者走近这位老摄影家，听他讲述老底片里的故事。
   
  1927年7月4日，尹福康出生在南京一个以雕刻手艺为生的家庭。1932年，父亲尹铁安在南京瞻园路开了一家“松月轩”刻字店，曾为不少民国名人制作过印章。抗日战争中，“松月轩”被日本军烧毁，尹家几乎断了生计。
   
  1942年夏天，15岁的尹福康走上了学徒之路，进了东牌楼口的“美丰”照相馆当学徒。“美丰的规模相当于上海的王开照相馆，当时的老板是南京城首富，我们20多个学徒工一进去就片刻不停地开始学手艺。”尹福康说。
   
  在书画刻字店铺里长大的尹福康有着过人的艺术敏感，再加上勤学苦练，很快就精通了冲底片、晒相、修底片、外拍、照团体像、人像放大、着色……3年满师时，他已经成为照相馆里一名得力的小师傅。此后，老板放心地将他派去全权打理另一家分店。
   
  1949年4月23日，南京解放，全城欢庆。尹福康的照相馆里挤满了拍照的解放军。“店里做了一条标语，写着‘欢迎人民解放军来照相’，人太多了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，按快门的手都酸了。”当时人们迎接解放的喜悦之情、对新生活的憧憬之情，化作质朴的微笑，在尹福康的手中定格。
   
  正在照相馆里一心一意为子弟兵拍照的尹福康并没有想到，他的人生马上会有另外一番景象。
   
  1949年春末夏初的一天，曾经在照相馆同为学徒工的师弟吴嘉文找到了尹福康。此时的吴嘉文，已经是新华日报社的暗房师傅，无意中在新华社资深摄影记者邹健东处得知，《华东画报》将从山东转移到上海出版，需要一名摄影师，要求会摄影、懂暗房。“我的师兄尹福康是第一人选。”吴嘉文的力荐，将尹福康这名南京城照相师傅推进了上海滩摄影师的圈子。
   
  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。不久，尹福康踏上了黄浦江边的这方热土。一切都是新的！镜头、胶卷、相纸……尹福康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新生的上海。“那时候的设备很简陋，但是干劲十足。”战后重建如火如荼，工业生产热火朝天，城市建设飞速发展，这些都被尹福康摄入镜头，印上相纸，登上画报。
   
 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《华东画报》几经变身，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下属的一份杂志，尹福康成为摄影编辑室中的一员。1951年，尹福康拍摄了《农民大翻身》剧照，“这是我第一次拍剧照，这也是我舞台摄影的处女作。”
   
  这时候的尹福康也没有想到，五年后，他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拍摄剧照。这一拍，就是近2000张。
   
拍下2000张梅兰芳剧照
   
  “我算准时间，找好角度，每当观众发出一声‘好’时，就按下快门，都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年演出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”
   
  1950年，时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著名出版家赵家璧，策划出版一套图文并茂的人物画传。“当时只有上海出这种画册，很受欢迎，在全国各地卖得非常好。”尹福康记得，最早出版的一批画传有《伏契克》、《奥斯特洛夫斯基》、《蔡元培》、《王孝和》。他从书柜里翻出一本薄薄的《王孝和》画传，泛黄的书页上一幅幅黑白图片清晰可见。
   
  当然，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画传也在选题之中。1956年2月，梅兰芳为答谢南京票友和戏迷们的热爱，亲率梅兰芳剧团在南京人民会堂举行公演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出版社立刻派尹福康与另外一位编辑赶往南京与梅剧团取得联系，第一时间传达了想为梅先生出一本画传的意愿。
   
  “当时找到梅剧团的工作人员，由他将话转给梅先生，很快就有了回应。”尹福康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梅兰芳时的情景，“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说话的声音很平静，见面就问我有什么拍摄要求。”在南京人民会堂的后台，梅兰芳对这位年轻的摄影师说道：“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，我全部配合，如果台上拍得不理想，结束后我们可以补拍。”
   
  1956年2月15日晚，尹福康开始梅兰芳剧照的拍摄。“演出前半小时，剧场内就已座无虚席。公演的那半个月里，每逢演出时间，南京几乎万人空巷，在刺骨寒风中排队购买退票的人犹如长龙，人们以目睹梅兰芳表演为荣幸。”
   
  每场演出时，尹福康都有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的“特权”。尹福康既是一名观众，又肩负剧照拍摄任务，在近距离欣赏大师演出的同时，又必须把梅兰芳在剧中的千姿百态都抓拍下来，定格在胶片上。他带上了当时很好的设备——一台德国徕卡相机，一个50毫米的标准镜头，没有现代相机常见的变焦、连拍功能，测光、对焦、过片全都需要手动调整。“为了保证照片较细的颗粒度，用的胶卷感光度都是100度，就算把光圈调到最大，快门速度也不够快，很容易就拍虚了。”
   
  每天晚上七点开场，九十点结束，尹福康拍完后马上冲洗，查看照片效果。出于拍摄条件的限制，尽管使出浑身解数，尹福康胶卷中最终得到的清晰照片也不多，这里面也只有一半是画面感比较理想的。
   
  “尽管我不懂京剧，但我在拍摄现场也能感觉到一个字，好！”
   
  给尹福康印象最深的是《霸王别姬》，那时梅兰芳已年届花甲，但当他扮演的虞姬一亮相，全场鸦雀无声，观众都被梅兰芳端庄绰约的扮相震撼！随着他惟妙惟肖的表演，观众们的情绪也跌宕起伏。尤其是剑舞那段，无论是举剑或曼舞，无不神情兼备、技艺娴熟、美不胜收、让人陶醉……当最后演到项羽被困、吟叹“虞兮虞兮奈若何”一句时，梅兰芳所扮演的虞姬趁霸王转身窥听楚歌之际壮烈自刎，将剧情推到极致。那一瞬间，手端相机不停工作着的尹福康，感觉到现场所有观众屏息凝神的气氛，转眼，全场爆发出如雷般的喝彩声。第一场演出结束后，尹福康就有一个屡试不爽的“小窍门”——观众一发出叫好声，就赶紧按下快门，必定能拍到梅兰芳在台上最出彩的一面。
   
  在公演的半个月时间里，尹福康共拍摄了梅兰芳演出的《贵妃醉酒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洛神》、《宇宙锋》、《金山寺》、《穆天王》、《抗金兵》、《二堂放子》等8个著名剧目一系列剧照，共拍得黑白原底近2000张。
   
  尹福康回忆：“我为梅大师8个剧目的舞台演艺共拍了近2000幅剧照，每场坐在剧场第一排，紧抓住大师每一瞬间的精湛表演动作，忽为流水、忽为行云，无一处不是美的升华，其演唱无一不显示其深厚的功底，达到了艺术的顶峰。”在拍梅先生剧照的那段日子，尹福康与梅剧团成员同住在南京AB大楼宾馆(现华东饭店)，就餐时常与梅先生见面，相互点点头，梅先生脸上总带着笑容，谦和可亲，毫无名人架子。
   
  “拍摄工作结束后，我们特地去与梅剧团成员告别。在半个多月朝夕相处中，大家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，不免临别依依。我们的编辑向梅先生提出，摄影师希望和梅先生合影留念，梅大师欣然应允，并说：‘那就在大楼院子拍吧。’”
   
  这张合影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，但至今仍保存完好。从照片上看得出，身着大衣、围着围巾的梅先生满脸笑容，神采奕奕；一旁立着的尹福康，胸前挂着相机，风华正茂。
   
50年精心保存珍贵底片
   
  ——“这些底片能幸存下来，很神奇，当它们付梓之际，我也算了却半个多世纪的心愿。”
   
  完成剧照拍摄任务，尹福康一行回到上海后没多久，1957年政治风云突变，当年负责名人画传出版工作的赵家璧被调离了出版社，梅兰芳画传的出版随之中断。
   
  “在南京，每天晚上我都在冲洗底片。近2000张底片带回上海后，却被存在了底片盒里，没了下文。”尹福康回忆道。
   
  接着，尹福康投入了其它拍摄工作，上东北，下南方，进西北，探西南，足迹遍布全国各地，集中拍摄祖国名山大川，出版了一批风光影集和明信片。
   
  “我参与拍摄的《江山如此多娇》画册成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国礼，送给外宾。”说着，尹福康从书柜里翻出两本画册，其中一本的外壳已经斑驳。分别出版于1964年和1976年的两本《江山如此多娇》，用黑白和彩色照片反映了中华大地的各处美景。
   
  尽管手中工作不断，尹福康仍不时惦记着那近2000张的梅兰芳剧照，他心里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号：“梅兰芳画传哪天能出版？”不出来，就不甘心。
   
  之后，“文革”来势凶猛，一大批珍贵文化物品遭到冲击，出版社的照片也未能幸免。眼看许多珍贵的照片、底片遭到销毁，尹福康心急如焚，却又爱莫能助。
   
  1966年夏季的一天，尹福康所在的办公室受到冲击，眼看书橱里存放梅兰芳剧照的底片盒要被发现，“只要被翻出来，肯定会被烧掉。”尹福康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幸运的是，底片盒放的位置比较高，不易被发现，逃过了一劫。
   
  人群散去后，尹福康赶紧将底片盒取出来，放到自己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。“情况紧急，一心只想着保住底片。”尹福康笑着回忆，“之后又被我转移回家里，成功躲过了之后的很多次冲击。”
   
  这样，这批底片安稳地“躺”在尹福康的家中，眨眼就过去了数十年。
   
  “我家住在一楼，潮气重，对底片保存很不利。”为了不让这批老式底片在梅雨季节受潮霉变，每年雨季过后，尹福康总要拿出来仔细翻看一次，让每张底片都“晒晒太阳”。
   
  在他的精心看管下，近2000幅底片至今大多保存完好，清晰依旧。“每次看的时候，总在想，画册还出得来么？画册现在出来，会是什么样？”
   
  时光荏苒，跨入古稀之年后，老人精力有限。2002年初夏的一天，尹福康发现部分底片已经开始发霉，“看来不能在我这里简单地存放下去了，会放坏的。”托熟人，找单位，梅大师的剧照很快有了妥善归宿。
   
  2002年5月20日，尹福康将剧照原底全部无偿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，那批底片“住”进了有恒温控制的保险箱，并有专人看管。老人为这批梅剧底片找了个“好婆家”而欣慰不已。
   
  2007年，与梅兰芳有关的新闻接二连三：以梅兰芳名字命名的梅兰芳大剧院落成；梅兰芳铜像落成；电影《梅兰芳》吸引众多目光；梅兰芳故居围墙将按明清民居建筑形式仿古修缮……
   
  身边不断出现的“梅兰芳”三个字，点燃了尹福康半个世纪都未完成的梦想——“出画册的时候来了？”
   
  事不宜迟，尹福康找到博物馆工作人员，要求拿回部分底片，以供画册之用。
   
  “但是被谢绝了，因为博物馆的规定是‘只入不出’。”尹福康最终想了个办法——将梅兰芳剧照老底片“电子化”，自己拿回电子版剧照，馆方答应了这个要求。经过12个小时的扫描，精选的200多张黑白剧照“获得新生”，半个世纪前的梅兰芳剧照有了电子版。
   
  尹福康告诉记者，2008年7月，一位戏曲理论家特意到上海找到他，要求参观这批梅兰芳剧照，“他当时对我说，这是一批记录梅先生舞台生涯最成熟阶段的珍贵剧照。”
   
  经过多方努力，尹福康所拍摄的梅兰芳剧照画册已经进入了最后编辑阶段，将在梅兰芳诞辰115周年之际推出。
   
  “这些底片等待了半个世纪，终于能真正地‘晒太阳’了。”感叹时，尹福康仍不忘抚去底片袋上新增的灰尘，这是他半辈子时间里不断重复的动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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